簡單地說，學生在學校能學到什么，怎樣把好最后的質量關，讓什么樣的產品流出社會，體現出大學對社會承擔的責任。美國大學的原則是“寬進嚴出”，他們的高等教育門檻低、姿態低，畢業考核卻很嚴格，要拿學位非得拿出成績不可。而中國的大學生們為了進大學都曾經吃盡苦頭，好不容易才能脫穎而出，高考被喻為“最殘酷的戰場”；一旦考上之后則萬事大吉，不思進取，反正畢業考試容易過，論文抄襲剽竊也沒人理會，這就是“嚴進寬出”。事實證明，實行“寬進嚴出”還是“嚴進寬出”，結果大不一樣。

    不同的水土帶來不同的生態，不同的生態造就不同的出品。可以說，國內大學的弊病是整體性的。二三線大學問題突出，還可以說是受資源限制，頂級大學情況也差不多。以國內最好清華、北大為例，這兩所學校的學生毫無疑問學習能力是最強的，畢業之后表現的平均水準也相當優秀，偶爾出個豬肉佬也是有水平的豬肉佬。但即使讀過最好的大學，結果又是怎樣呢？少數留在國內，多數選擇了出國留學，在國外“回爐”。據統計，清華北大最好專業的畢業生有七成都選擇了出國，沒有出去的也只是因為條件不允許。

    我們相信，絕大多數的中國大學并不缺少改變的意愿，只是能力有限，心有余而力不足。原因在于現行的大學管理體制。大學并不是完整意義的“獨立法人”。無論辦學還是管理，無論是教學內容，專業設置還是教師素質，都必須服從國家行政部門的統一意志。學校不能自己決定，也就不需要承擔責任和風險，是對行政部門負責而不是對公眾負責。官辦大學、官管大學的模式，直接造成了大學與社會脫節，與教育精神脫節。

    近年來，對中國大學的整體墮落，公眾有目共睹并不斷發出質疑，但往往得不到回答。也許往后很多年，我們仍然不得不面對這些令人心痛的現實，看著國家未來的主人翁在大學中浪費青春、喪失活力。大學教育沒能給他們帶來可見的未來，也不能支撐起他們對未來的信念，不是“白讀”又是什么呢？哪里可以找回大學失去的價值？進一步思考下去，就不能不回到核心的理念問題上來，選擇工具理性還是價值理性，培養建設者還是培養公民，恐怕都是中國大學未來無法回避的關口和瓶頸，只有突破才能生長。億萬公眾期待大學教育的理念轉換和價值回歸，也許就在這一輪又一輪的拷問和反思中悄然接近。